有这么一位并不以医术见称的“国医大师”，97岁高龄，77年的从业经历，足迹遍布祖国药材产地和药材市场，他就是以渊博的中药知识闻名于我国中医药学界，被誉为“活药典”、当代药王的金世元先生。

走上中医中药之路

我是学徒出身，1940年来北京当学徒的，那时候也没有中医中药没有大学。我在农村念过七年私塾，父辈都是农民，为了改变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想着把我送出来当学徒，也没有什么奢望，就是学门知识，学门手艺，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1940年我14岁就出来了，托个人找到家收学徒的药店就来了，从1940年我一直就在药行工作，我81岁才退休，到现在为止我工龄77年了，没改过行。

旧社会学徒的经历，大家都有过耳闻，尤其我们中药行业很苦、很累，而且和其他行业还不一样，没有点文化还不收你，所以我学徒的时候还得通过单位考试，就让你写写毛笔字，把你家乡住址以及简单情况写一下，再给你出个题，答个珠算。但是其他行业可没有，这也就说明这中药行业的学徒必须得有点文化基础。所以学徒的年限和要求也不一样，不是三年出师，至少得五年，实际上也没有出师这一说，因为是学无止境的，这一行的学徒不同其他的手艺行。所以当学徒的过程真是很艰苦，还有一个特点是学徒三年不挣钱，管吃管住，三年以后挣得也是很少，解放前一般都这样。

好在我当学徒过程中有个机遇，1940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北平(京)市正被日本人控制，日本人就发现中药行业还是学徒制，但当时西医西药都是系统学习的学校毕业生，所以日本人说你们必须得建立中药学校。于是在1940年末就成立一个中药讲习所，大户的每家可以去两个人，一般的药店就去一个人，一般都是打发自己的亲支近派去学习，但是我东家的子女没有干这行的，所以我就被派去了北京中药讲习所，学了两年毕业。

为什么这是好机会?当时北京有华北国医学院是专门学习中医的，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作为院长，还有北京中药学院，是萧龙友和孔伯华作为中医院负责人，四大名医就剩一个汪逢春了，我去学习的中药讲习所，就派了汪逢春当所长。所以我们的老师都是很了不得的，都是前清的御医，或者是北京其他有名的中医人物。

每天晚上去天安门里的西朝房，学习三个钟头。我的单位是在崇文门外喜鹊胡同，因为那会儿我每天都得进城，通过东边操场一直的步行到那，连个车票都没有，我只能走着，就是这样风雨无阻学习了两年。这都是身体上的劳累，更困难的是我学习中医的内容有些吃力，中医的古代著作，文字都很深，有的时候真是不好理解，但我知道这是好东西，一般专门学药的学徒没有这种机会，所以我在这期间也很用功。后来我就逐渐清楚，又通过二次进修，中医的底子就扎得比较不错了。

解放后1955年，北京市举行中医大考，我就考上中医了，到现在我拿到行医执照有43年，但我却一直没从医。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参加药材公司了，并且药材公司对我也很好，公司成立的时候全北京一共3600人，那时期不像现在人这么多，今天同仁堂二万多人了。当时公司内部办公室只要6个人，公司早就了解了情况，把我放到药检科，后来我逐渐成为药检科的负责人，一直就搞药品质量。

到1960年以后由于中药行业没人才，但对人才的需求量又太大，各个医院增加中医科室都要增加中药房，可哪有那么多内行人?医院归卫生局管，药材部门归药材公司管，当时就商量将来人才问题怎么解决，药材公司说想要再找学徒也不可能了，只能是自己培养。后来卫生局和药材公司一研究，就在北京卫生学校成立一个中药专业，派了我和同事一共四个人去教学，那期间挺困难，拿我自己来讲，只凭着在农村念过几年私塾，想撑起这个班可不容易，所以我们几个人一起研究、互相促进，写了教学大纲、教学计划，逐渐完成系统教材，这在我从事中药工作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发展。中药炮制、中药制剂、中药调剂、中药鉴别，几年过程当中干活离不开药。所以专业的内容我都是从实践当中得来的，教材也是通过实践写出来的。

解放后的这些年来，比较大型医院的中药房主任基本都是我的学生，这些年来我就据我的简单统计，培养中药人员有1200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我们北京卫生学校的几位老师的贡献。

199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刚成立的时候，为了培养中医药人才，要求总结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全国要评五百人，可就连四百也找不到了，其中总结这些经验就中医人员包括中药人员，但是中医人员多了，也就是有400人，其中全国中医带徒仅有十个人，我就其中一个。从1940年到现在，不算正规毕业生，就说这一批一批带徒，大概有七八十人了，这是国家中药管理局对我们老中医中药专家的要求。

我有中医的医照，但是根据工作需要，我一直没有弃药从医，北京市药材公司的领导不想让我走，因为当时没有像我这样既懂医又懂药的人，让我在药检科搞药品质量，从1940年到1981年这40多年的到退休，直到今天还没有闲着，我从事中药工作已经是77年了。

道地药材

道地药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神农本草经》的序录“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阴干暴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陈新，并各有法。”

道地不是某一时期某个人给命名的，而是通过历代医家临床实践总结的经验。就拿宋朝寇宗奭的《本草衍义》中讲到“凡用药必须择州土所宜者,则药力具,用之有据。”，就说用药都得有根据。到现在也是一样的，比如说金元时代李东垣就说过“凡诸草木昆虫,产之有地,根叶花实,采之有时。失其地则性味少异,失其时则气味不全。”采的时候必须得根据时间，根据成熟的季节。

历史上对道地药材非常讲究的，特别是李时珍，他说“性从地变,质从物迁”，别小瞧这性，道地药材要是挪到别的地方，质量就不一样了，今天也是如此，全国的产药区从北部寒冷黑龙江到南部四季常青海南岛，从西部的青藏高原到东部沿海以及广袤平原，各省有各省的道地药材。

在1956年的时候，药材部门归卫生部管，卫生部就说怎么全国都有道地药材?你们浪费那么多运费，以后改自己种，就地生存，就地供应，当时全国都这样执行。当时药材公司在北京小汤山南边有一块几百亩的地，派了三百人去种药。四川的黄连，浙江的贝母我们都移来了，但到这儿都活不了。把海南岛的小槟榔树我们都给移来了，外面冷就搁在温室里，甭说地道，连活都不活了。

化州橘红，主产广东化州，这橘红带毛，也叫毛橘红，这是它的特点，历史里有记载是祛痰如神，是一个名贵的道地药材。把它往北一移就是广东陆川县，往西一移那就是广西博白县，都有一两百亩地，把小树移栽过来也活了，也结了柚子，但不到三年这毛退化没了。

冬虫夏草主产青藏高原，重点是青海、四川、西藏，冬虫夏草为什么这么贵?因为太少了，冬虫夏草这么贵怎么不繁殖点到别处?这些年都没研究出来。冬虫夏草是有种真菌侵蚀到蝙蝠蛾的幼虫上而形成的，想把蝙蝠蛾的幼虫弄到别处孵化点再做成虫草，现在还做不到。所以说道地就得讲究，和生长环境、土壤气候有直接的关系。

河南四大淮药，我们现在菜市场也能买到河南产的铁棍山药了，最长的一米五，主产河南的焦作，尤其温县，那是黄河流域冲积平原，黄河北岸土层深，山药能长一米五，其他地方五十公分下的是死土，什么都不长。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现在《中医药法》公布以后强调必须要保证道地药材?就是保证中药的疗效。

药性和炮制的秘密

药性是根据中医的临床总结下来的，每一种药物都有它的性和味，这叫药性，药性就包括性和味。从药性来讲它得要分出寒、热、温、平，当前教学叫寒、热、温、凉了，实际最早叫寒、热、温、平，这都是从临床对药物的观察总结下来的古人这药性，药性包括性和味。所谓味就是要有辛、甘、酸、苦、咸五味。这是古人临床用药总结下来的经验，历史很悠久了，药性的解释从古至今也就是这意思了。如果说作为大夫来讲用药必须得要根据药性和味，寒性药清火，热性药散寒，治疗寒心病也就这意思，总结下来的经验。

所谓炮制也就是根据中医基础理论，把所用的药物根据不同治疗需求临床应用、或者是生产上需要制造丸散膏丹等需要，而进行对不同药的加工处理，这个工作是统称叫炮制。炮制主要依据是中医基础理论，还得根据药的自身性质，药有块大的、块小的，有薄的、有厚的、有长的、有短的，这叫自身性质，主要还是根据中医的基础理论，这药是寒性的，这药是热性的，它通过炮制起到什么作用，第一主要就是解除毒性，缓和副作用，达到用药安全、有效，在安全情况下还能有效，这才叫是药。

通过药物炮制除去解毒以外，还有其他很多作用，比如说是引药归经、改变药性、增强疗效，炮制有这么多作用，说引药归经这个药它也是根据我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基础理论主要这就根据不同炮制的一些个所用的辅料。你比如说《本草蒙荃》记载“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而软坚，用醋注肝而住痛，乳制润枯生血，蜜制甘缓益元”，就是滋补药蜜制的多，润肺药蜜制的多，它有一定的基础理论。

另外转变药性，本来有些药物是一种热性药，我们要转变它药性，你比如说天南星，天南星是一个温散化痰的药，也就是燥湿化痰的，化痰挺好，但是它比较热，我们给它变成寒性化痰药，所以它用牛胆汁制，治完了以后形成胆南星了，不是温化寒痰了，它是清化热痰了，它有清热作用，这就是改变药性。比如说何首乌，生何首乌有泻下作用，治疗疮痈肿毒的，通过加工炮制，先对生何首乌进行14个小时的焖润，之后进行切制，之后加入黄酒和黑豆汁，蒸制24小时了，这时候它原来的泻下成分已经被改变了，本来是泻下药变成滋补肝肾了，这叫改变药性。我就简单的举这么两个例子。

通过炮制还能改变药效，使药物在煎熬过程当中，接触液体辅料的面积更广，比如很多块、根、茎切成薄片，起到一个药物纯洁、清洁卫生的作用，便于浸出来有效成分发挥疗效。

中药的发展

中药是根据中医基础理论来的，中医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中医基础理论书籍是《黄帝内经》，中药文字记载的第一部书籍是《神农本草经》，比《黄帝内经》略晚一些，这部书籍载药一共365种。

到了魏晋南北朝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就比《神农本草经》多一倍，增加到730种。发展到唐代在《新修本草》也就是国家的第一部药典，载药有850种。到明代李时珍的时候，发展就更多了，有1892种，但到了今天，并不是都本着《本草纲目》1892种，实际用到的更是没有这么多。

北京市药材公司的用药每一个都有编号，也就是药的户口，不在这编号里的不是药，现在有编号的有1000种，北京最大的北京市中医院经营600种，一般的医院300种就够了。从《神农本草经》到今天，中药总是在发展的，过去虽然说那么多种，它用的不多，只要它用过有记载的，它都总结上。

中医中药是不可分离的，有中医中药以来，《黄帝内经》3000多年了，《神农本草经》也2000多年了。这几千年来中医中药为我国历代人民防病治病、养生保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繁荣昌盛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的健康，所以中医中药是做出过贡献的。

而中医中药和西医西药是两个理论体系，虽然老百姓对中医中药非常信任，它也对过我们做过贡献，但是它毕竟是传统的东西。事物是发展的，中医中药也不能固步自封，发展是目的，继承是基础。它的优势是什么，缺点是什么，你不知道原来怎么回事儿，就不能再保证它的优点情况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