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舌诊的论述在医籍中最早见于《内经》,如《紊问·脉要精微论篇》说:“心脉搏坚而长,当病舌卷不能言。’’因手少阴心经起于心,挟咽喉,因心有病,面引起“舌卷不能言”的症状。《素问·热论篇》说:“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面渴……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病,舌干已而嚏……大气皆去,病日已矣。”是说人体感受寒邪,表证未解,化热入里,舌干是里热的征象。“舌干已”是里热已退,律液恢复,病愈的表现。 《索问·剌热篇》说:“肺热病着,先淅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是将舌上黄身热作为表证未解,化热人里的质证。《索问·大奇论篇》说:“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鬲偏枯……不喑舌转,可治,三十日起,其从者,喑,三岁起。”是根据舌体运动是否灵活,和有无语言障碍来撰断病情的轻重和恢复的时间长短。《灵枢·热病第二十三》说:“舌本烂,热不已者,死。”是因里热面造成的舌烂。如热仍不退,病情就要加重并危险。《灵枢·剌节真邪第七十五》说:“阴气不足则内热,阳气有余则外热,内热相搏,热于怀炭,外畏绵帛,近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腠理闭塞,则汗不出,舌焦唇偏。”是邪热既盛,又不汗出,热不得外泄,而舌焦唇撰。《难经·二十四难》说:“足厥阴气绝,即筋缩,引卵与舌卷……故舌卷卵缩,此筋先死。”是因厥阴肝经气绝,面出现的卵缩舌卷。 《内经》虽然没有将“舌诊”做为专题论述,但从散在的各篇有关舌诊的内容可以着出,不同的疾病在舌上有它不同的反映,心病可以引起舌卷和语言障碍;邪热亢盛可以引起舌干、舌烂;表热传里舌苔变黄;肝经气绝引起舌卷;并以“舌干已”津液恢复为热病病愈的恢据;以及舌的运动是否灵活来推断疾病的轻重和预后的情况。说明从那个时代起,已经注意到舌的变化与疾病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内经》和《难经》的基础上,张忡景对舌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亦有关于舌诊的论述。例如:《伤寒论》130条:“脏结无阳证……舌上苔滑者,不可攻也。”指出“舌苔滑”是阴寒内盛的征象,治宜温里回阳,而不可用攻伐剂。《伤寒论》137条:“太阳病,重发汗而复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热,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汤主之。”是太阳病汗、下后,伤及津液,所以舌上燥。《伤寒论》168条:“伤寒若吐若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舌上干燥为表证误治,邪热人里,里热炽盛的表现。《伤寒论》221条:“阳明病……心中懊脓,舌上苔者,栀子豉汤主之。”是根据舌上是否有苔而决定可否应用栀子豉汤。《伤寒论》230条:“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苔者,可与小柴胡汤。”是根据白苔来鉴别邪在步阳而不在阳明。《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说:“病者腹满,痛者为实,可下之。舌黄未下者,下之黄自去。”是将黄苔做为里实证可下之的主要指徵之一。《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说:“肝中寒者,舌本操。”因肝脉循喉咙之后,络于舌本,寒郁化热,故舌本干燥。《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说:“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入参汤主之。”是将舌燥做为里热白虎汤的主要指徵之一。《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说。“病人胸满,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为有瘀血。”指出舌青是瘀血的表现。 从以上的条文可以者出,张仲景不但将舌苔的变化,做为辨证的内容,更主要的是他将舌质与舌苔加以区别开来,所以张石顽在《伤寒绪论》中说:“舌苔之名,始子长沙,以其邪气结里,如有所怀,故请之胎。”张仲景的这一贡献无疑对后世舌诊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指出的滑苔主阴证,舌燥主热,黄苔主里热实证,舌青主瘀血,这些见解,现在者来也是完全正确的。尽管张仲景论述的舌苔种类和内容不多,但可以证明他是从实践观察中得来的,并将舌诊具体运用到辨证论治中去,有时甚至做为辨证的主要侬据,为后世舌诊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基础上,后代医家对于舌诊的内容不断补充和发展,临床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如《中藏经》(托名华佗)对心肝脾肺肾五脏病证在舌诊上的表现都有论述。如《中藏经-风中有五生死论》说:“心脾俱中风,则舌强不能言。”《中藏经·论肝》说:“肝中寒,舌本燥。”《中藏经·论胆》说:“胆胀则舌下痛。”《中藏经·论心》说。“心脉搏坚而长,主舌强不能言。”《中藏经·论肾》说:“肾生病则口热舌干。”《中藏经·论脾》说:“脾病则而色痿黄,实则舌强直,不嗜食。”《中藏经·论三焦》说:“上焦实热则额汗出,而身无汗,能食而气不利,舌干口焦。”基本是沿袭《内经》、《难经》而来,且有所补充。 晋代王叔和著《脉经》,主要是论述脉学的理论,在这部著作中载有《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藏经》有关舌诊的内容。如《脉经·卷五·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第五》载:“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紧急,皆膈偏枯,不喑舌转可治。”《脉经·卷六·心手少阴经病证第三》载:“心脉搏坚而长,当病舌卷不能言。”就是《内经》有关舌诊的内容。《脉经·卷三·肝胆部第一》载:“徽涩为瘼疭挛筋,足厥阴气绝,则筋缩引卵与舌。”是《难经》有关舌诊的内容。 《脉经·卷七·病发汗吐下以后证第八》载:“伤寒吐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属白虎汤。”是《伤寒论》有关舌诊韵内容。《脉经·卷六·肝足厥阴经病证第一》载:“肝中寒者,舌本燥。”是《金匮要略》有关舌诊的内容。《脉经·卷六·肾足少阴经病证第九》载:“足少阴之脉,是动是主肾所生病者,口热舌干。”是《中藏经》有关舌诊的内容。有关舌诊的内容,还有如《脉经·卷二·平人迎神门气口前后脉第二》载:“左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阴实者,足少阴经也,病苦舌燥。”脉阴实是肾阳亢盛,肾阴受劫,故舌苔干燥。《脉经·卷三·心小肠部第二》载:“心象火,与小肠合为府,其喉舌。”是说舌是心之外窍。《脉经·卷四·诊五脏六腑气绝证候第三》载:“病人肉绝,耳干舌皆肿。”是说舌肿是危重的证候。《脉经·卷四·诊百病死生决第七》载:“热病七八日,其脉微细,脉代,舌焦干黑者死。”代脉主脏气虚,舌焦干黑是阴液枯竭,故属危重之候。《脉经·卷六·脾足太阴经病证第五》载:“足太阴之脉,是动则病舌本强,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是说脾病所引起舌的变化。《脉经·卷七·病不可下证第六》载:“伤寒发热,头痛耳黄,舌上苔滑,烦躁,脉滑实。”伤寒发热耳黄,脉滑实,属阳黄,阳黄是湿热为患,滑苔是湿邪的表现。《脉经·卷七·病可水证第十五》载:“寸口脉洪而大,数而滑,洪大则荣气长,滑数则胃气实,荣长则阳盛,怫郁不得出身,胃实则坚,难大便,则干燥,三焦闭塞,津液不通,医发其汗,阳盛不周,复从下之,胃燥热畜,大便遂实,小便不利,荣卫相搏,心烦发热,两眼如火,鼻干而赤舌燥齿黄焦,故大渴,过经成坏病,针药所不能制,与水灌枯槁,阳气微散,身寒,温衣复汗出,表里通,然其病即除。”脉洪大滑数与舌燥都是重热亢盛的表现。《脉经·卷七·热病阴阳交并少阴厥逆阴阳竭尽生死证第十八》载:“吐舌下卷者死。舌头四边,徐有津液,此为欲解。”吐舌多见于热毒攻心或正气已绝,因此多为危重证候,舌边有津液为阴津来复,病有转机的表现。《脉经·卷七·热病十逆死证第二十一》载:“热病腹胀便血,脉大时时小绝,汗出而喘,口干舌焦,一旬死。”热病脉大,舌焦,为邪热亢盛,阴液已竭,脉时时小绝,为正气欲脱之象,故主危证。《脉经·卷八·平中风历节脉证第五》载:“邪人于脏,舌即难言。”中风不语为邪人于脏之中风重证。《脉经·卷八,平肺痿肺痈咳逆上气淡饮脉证第十五》载:“咳而口中自有津液,舌上苔滑,此为浮寒。”咳嗽苔滑为表证之咳嗽等等。 王叔和之《脉经》无疑是以论脉为主,但在所有有关舌诊的内容中,大多数都有相应的脉象,这样客观上就起到了将脉诊与舌诊有机的结合起来,为以后脉诊与舌诊的结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隋唐时期舌诊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巢元方等撰《诸病源候论》中,有关舌诊的内容就丰富多了,例如《诸病源候论·卷四·虚劳舌肿候》说;“心脾俱热,气发于口,故舌肿。”《诸病源候论·卷四,虚劳骨蒸候》说:“皮蒸……舌上白。”《诸病源候论·卷八·伤寒湿蜃候》说:“蜃病之候,齿无色,舌上尽白。”《诸病源候论·卷九·热病候》说:“肺热病者,舌上黄,身热舌焦黑者死。”《诸病源候论·卷三十六·卒被损瘀血候》说:“瘀血舌青口燥。”《诸病源候论·卷四十一·妊娠胎动候》说:“胎动不安……候其母面赤舌青者,儿死母话;母面青舌赤,口中沫出,母死子活。”《诸病源候论-卷七·伤寒候》说:“少阴受之,口热舌干而渴。”《诸病源候论·卷七·伤寒结胸候》说:“脏结病,舌上白苔者滑,难治舌上不苔者,不可攻之。”《诸病源候论·卷八·坏伤寒候》说:“面正赤,燥齿黄焦。”《诸病源候论·卷四十三·产难子死腹中候》说:“妇舌青黑及胎上冷者,子已死也。”《诸病源候论》继承了诺唐以前的舌诊经验,还将舌诊应用于妇女妊娠,并根据舌质的表现来判断产妇和胎儿的生死。 《千金方》中记载有关舌诊的资料,更为全面,如《千金方·卷二。于死腹中第六》说:“妇人难产,而青舌赤,母死于活。”《千金方·卷五-癖结胀诸第七》说:“小儿胎寒偃啼,腹中痛,舌上黑,青涎下。”《千金方·卷十五·热痢第七》说:“下利舌黄燥而不褐,胸中实。”《千金方·卷十八·九虫第七》说:“伤寒齿断元色,舌上尽白。”《千金方·卷十七·肺痈第七》说:“舌上胎滑,此为浮寒。”《千金方·卷二十六·序论第一》说:“渴则咽路焦,焦敏舌干。”《千金方·卷八·论杂风状》说:“舌强不能言,病在脏腑。”《千金方·卷十三·心脏脉论第一》说:“心脏实,舌破。”《千金方·卷十四·舌论第三》说”“脏热则舌生疮,府寒则舌本缩。”《千金方,卷十五,脾脏脉论第一》说:“舌本卷缩,邪热伤脾。”《千金方·卷十六·胃府脉论第一》说:“胃绝舌肿。” 总之,隋唐时期的舌诊内容,无论是在舌质和舌苔的种类、内容,以及和临床上的结合上,都较前有所发展。 宋金时期,舌诊已越来越多地引起医家的重视,如朱肱在《活人书》中说:“背恶寒有两证,三阳合病背恶寒者,口中不仁,口燥舌千也。少阴病背恶寒者,口中和也,以此别之。”前者属热证,后者属寒证,是以口干舌燥之有无来分辨热证和寒证。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里提出“弄舌”这一舌态。他说:“脾脏微热,令舌络微紧,时时舒舌,治之勿用玲药及下之,大病未已,弄舌者凶。”弄舌主热板动风,或正气欲绝之候。尤见钱氏对舌诊的观察非常仔细。 郭雍著《伤寒补亡论》中指出,舌苔干燥,皆是热郓伤津的表现。他说:“胸中烦躁,心中懊侬,舌上燥渴,脉沉滑者,皆热证也。”又说:“病人口燥,舌干丽渴,其脉尺寸俱沉者,少阴受病也。”又说:“厥阴经紧则引舌与卵,故舌卷而囊缩;若缓则舌萎,声不得前。”郭雍不但将舌的不同变化作为鉴别证候的虚实寒热的重要方法之一,并将舌诊与脉诊结合起来,使脉舌统一。李东垣从脾胃论的观点,反复提出舌诊与脾胃的关系,如指出饮食不节,可以引起舌干燥;肝气横逆克伐脾胃亦能引起舌干燥,脾阳不提也可以弓起舌干,虽热同是“舌干”,但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证燥之中,临床上需要细心鉴别,在客观上起到了强调综合分析辨证的重要意义。 元代出现了第一部舌诊专著《敖氏伤寒金镜录》,形成舌诊发展的新阶段。敖氏有舌诀十二首,原书已佚,敖氏何许人亦无从查考。现传世之书为杜清碧修改本。杜氏于元至正年间,刊行《敖氏伤寒金镜录》,杜氏以敖氏原十二舌为基础,“犹恐未,复作二十四图”,计辨舌三十六法。杜氏认为此书有“推源寻流,实可决生死之妙也”。明代著名医家薛已亦说:“元敖氏辨舌三十六法,传变吉凶,深为元妙。”又说:“旧有《敖氏金镜录》一篇,专以舌色视病,既图其状,复著其情,而后别其方药,开卷照然,一览具在,虽不期乎仲景之书,而自悉合乎仲景之道,可谓深丽通.约丽要者矣,予昔承乏留都,尝刻之太医官舍,本皆绘以五彩,恐其久而色渝,而致谬误,乃分注其色于上,使人得以意会焉,逆命工登梓,名之日《外伤金镜录》。”又说:“人之一身,皆受生于天,心名天君,故脉为此身之主。舌乃心之苗,凡身之病,岂有不见于此者,尚何内外之间哉,特患人之不化耳。”薛氏不但为舌诊找到了理论根提,于伤寒及其他内外科疾病皆能反映于舌,因此认为《金镜录》不独应用于伤寒,亦能将其扩大应用于其他疾病。 明代陈楠对《金镜录》提为推崇,并认为“脉理玄妙,形但难辨”,所以庸医不易掌提,因此杀人,极力推祟本书,并广为传播。他说:“元若敖氏,抱独见之明,著《金镜录》一书,只以舌证,不以脉辨,其法浅而易知,试而辄效,诚千载不偶之秘书也,予在南部,偶得此书,深珍重之,后会付宪笃齐汤公,出是编示之,提称其善,已命工梓行会稽郡矣,以广其传云。”陈氏重舌轻脉来免失偏。卢复认为此书局限于伤寒不够全面,他说:“敖氏不知何许人,有舌法十二首,以验伤寒表里,杜清碧又增定焉,薛立斋再加润色,流行于世,卷佚单薄,虽传不能久存也。此法大裨伤寒家,乃识伤寒之镜法,人身伤寒,气从同类,则肾水有余,而凌犯心火矣,所谓人伤于寒,则为病热者此也,故色见徵于心之苗,茁者,其舌也,欲辨内外风寒者,非舌不可为据。敖与杜虽能传之,但尚未达其所以然,丽予姑妄拟之如此。伤寒侬视舌识病,则风、暑、湿恐亦有定法,当俟后之作者。” 《金镜录》的出现,对于祖国医学的舌诊学来说,是一块里程碑,尽管其中存在不少缺点,尤其单纯以舌辨证,失于片面,所列方剂,多出于《伤寒论》,亦有牵强附会,过于呆板之弊,但它开拓舌诊专著之先河,对以后舌诊学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对于以“平脉辨证”为经典方法的诊法,亦是一个冲击。《金镜录》虽然对“平脉辨证”的经典方法进行了冲击,但在很长时间并未能引起多大反响,在长达200年的时间,未能受到医家的应有重视。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千余年来,张仲景“平脉辨证”的经典方法的诊法,一直占领着统治地位,历代医家将其奉为龟鉴,凡不尊仲景之法者,皆祖为离经叛道,在这种伤寒一统天下的情况下,敖氏之说就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金镜录》亦就很难广为流传。一直到明代嘉靖年间《金镜录》才被薛已偶然发现,并祖力推崇,从新刊行。但薛氏只推崇他认为“与仲景钤法典旨同者”的部分,面他认为,于伤寒家多有不切”的部分并不推崇。其次《金镜录》每列一舌,后附方药,其方多出于《伤寒论》,只以舌辨证,全然没有仲景辨证的观点,方法过于死板,亦难为伤寒家所接受。再者《余镜录》舌与苔的配合形式亦多不切合实际,临床实用价值不高,如文中白苔舌“舌见白苔滑者,邪初人里也,丹田有热,胸中有寒,乃少阳半表半里之证,宜用小柴胡汤,栀子豉汤治之”。舌苔白滑乃为表证挟湿之证,而决非是上寒下热证。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舌诊学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其转折点是从明代开始,到清代湿热学说的兴起,舌诊学的发展始进入了余盛时期。 明清以后,舌诊学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全面的发展,尤其清代温热学说的兴起,对舌诊的重视和研究远远超过了脉学,舌诊论著,层出不究,甚至轻脉重舌者,亦不乏其人,如薛生白说“湿热之症,脉无定体,或洪或缓,或伏或细。各陡证见,不拘一格,故难以一定之脉,拘定后人眼目也。”从中可以看出对舌诊的重视程度。这一时期主要的舌诊著作有:明末申斗垣的《伤寒观舌心法》:本书在《伤寒金镜录》的基础上,发展为一百三十七舌,集明代以前舌诊之大成。清初张诞先著《伤寒舌鉴》,在《伤寒观舌心法》的基础上,增损为一百二十图,分为白、黑、黄、灰、红、紫、霉酱、蓝等八类,每类除总论外,各种图形均有说明,以舌辨证,简明扼要。后傅松元又在《敖氏伤寒金镜录》、《伤寒观舌心法》、《伤寒舌鉴》及叶天士观舌法的基础上,视括伤寒、湿病、杂病各种验舌方法,编著《舌胎统志》。他以舌色为靖,分为枯白、淡白、淡红、正红、绛、紫、青、黑八门,每一种舌插人各种舌苔,以做为临床辨证的依据。他说:“余尝历览《金镜录》之三十六图,《观舌心法》之百有三十七图,张诞先《伤寒舌鉴》之百二十图,叶天士湿证舌辨之做百言,虽议论颇详,惜只辨于伤寒之门,绝不与杂证同谈,不知杂证在里之邪,昭昭于舌上者,也复不少,然则采伤寒门之捷径,以补杂证中之妙用,又岂不可!因作《舌胎槐志》,缵伤寒之傍门,开杂证之便道,汇成一书,以公同志。”又有刘以仁编《活人心法》内有蜀人王文选《舌鉴》一卷,集《伤寒金镜录》三十六舌、张诞先一百二十舌、段正谊《湿疫论》十三舌靖损为一百四十九舌,对舌诊辨证经验颇有补充。梁特岩十分推崇张诞先之《伤寒舌鉴》,欲求未获,而仅得王文选之《舌鉴》,他认为《舌鉴》有几点不妥: 1、太拘执五行,以色之生克来判断疾病的轻重生死,不妥; 2、拘执伤寒日数,不知疾病有千变万化,安能拘执古法; 3、只以舌色辨伤寒,而不知辨种种杂证。 因此他将王氏《舌鉴》原文逐条加以辨证,并增加了杂证的辨舌方法,编著《舌鉴辨正》,卷首冠以全舌分经图,并附绘图一百四十九幅,颇为领细。近年来出版的还有刘恒瑞的《察舌辨证新法》,主要论述了白、黄、黑三种舌苔的辨证方法,并论及舌苔变化的吉凶和苔之真退假退,瑞论结合实际,颇能指导临床。曹炳章的《彩图辨舌指南》,广集古今中外有关舌苔文献编辑而成,并绘有彩图一百二十二幅,墨图六幅,以现代医学之解剖、组织、生理学的观点,阐述祖国医学舌诊的原理,集历代舌诊精华于一书,是学习和研究舌诊的重要参考书。 杨云峰的《临证验舌法》以舌质与舌苔的形色——浮、胖、坚、敛、干、燥、滑、润、黑、白、青、黄来分析病情的阴阳虚实,辨证论治,颇能切合实际。邱骏声的《国医舌诊学》是综述性质的舌诊书。方仁渊的《舌苔歌》、陈景歧的《辨舌入门》、缪宏仁的《舌诊学》、何舒的《舌诊问答》等,皆通俗易懂,对初学入门者,颇较适宜。历代有关舌诊的论述还见于李楗的《医学入门》、王肯堂的《证治准绳》、何梦瑶的《医碥》、张介宾的《景岳垒书》、陈士铎的《石宜秘录》、胡玉海的《伤寒一书》、林之翰的《四诊抉微》、张石顽的《伤寒绪论》、叶天士的《温热论》《石芾南的《医原>、吴坤安的《伤寒指掌》、章楠的《伤寒论本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汪宏的《望诊遵经》、周学海的《周氏医学丛书》等各种书中,皆有精辟的见解和独到之处。尤其是叶天士对于温热病的验舌,言简意赅,对于指导临床治疗温热病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解放以后,众多热爱祖国医学的人,对祖国医学这一伟大宝库进行挖掘整理,舌诊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学习先贤的经验,结合临床观察,进行客观分析,并运用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实事证明,舌诊在反应机体内的生理病理变化,指导临床辨证论治,确有科学的根据和独特的意义,有关的文献资料不下百数十篇,60年代北京中医学院编撰的《中医舌诊》,是根据祖国医学的理论,总结历代舌诊学的成就,以舌质舌苔为纲,以舌体、舌色、苔质、苔色为目,及舌与苔的结合,系统地将诊察舌苔的知识,简明扼要地予以阐述,自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976年再版时又做了必要的修改,增加了有关的现代医学内容,是解放以来一部较好的舌诊专著。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一部分热爱祖国医学的西医同道,对于祖国医学的舌诊学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有关的研究文章各种期刊披露极多,其中尤以上海陈泽林、陈梅芳氏于1963年著刊的《舌诊研究》最为突出,此书广博中外学者有关文献,运用现代科学仪器,采用现代科研成果,对舌质、舌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应用现代医学的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等知识,阐述各类舌像的形成机制,在系统整理先贤对各种舌像的分类及临床意义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际观察,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对每一类病理舌像都提出几种简明扼要的临床辨证意义,并附有各种舌像彩图80余幅。书中贯彻中西医结合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堪称一部非常好的舌诊专著,此书无论对研究中医学的学者,还是中医,西医学习中医的医师,以及中医院校的学生都是一本极好的参考书。 总之,舌诊起源手《内经》、《难经》、《伤寒》,张仲景首将舌与苔加以区别,并具体运用到辨证论治中,为以后舌诊学的理立起到了引导作用。晋代王叔和的《脉经》及隋唐以后的众多医家在《内经》、《难经》、《伤寒》的基础上,对舌诊的内容都有所补充和发展。元代《敖氏伤寒金镜录》的出现,宜告舌诊学的建立,将舌诊傲为中医学主要的诊断方法之一的地位理定下来。明清以来,由于温热学说的兴起,舌诊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关舌诊专著,文献屡见不鲜,内容也日臻完善,至此,舌诊学的发展远远超过脉学的发展,因此出现了重舌轻脉的倾向。解放以后,在党的挖掘整现祖国医学伟大宝库的号召下,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北京中医学院以传统的方法编撰了《中医舌诊》,系统介绍了舌诊学的内容和临床意义,很有实用价值。陈泽林、陈梅芳氏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对舌像进行了研究,编撰了《舌诊研兖》,阐明了各类舌像的形成机制及临床应用价值,二部书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各具千秋。实践证明,舌诊无论是反应机体内的生理、病理变化,还是指导临床辨证,确有科学的根据和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