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

——写在《杏林传习录》付梓之际    薛应中

       一、回首来时路

　　转眼我行医六十年了。在社会各届，以及众多亲朋好友的鼎力相助下，一路走到了今天。

　　我年轻的时候从医，那时候医院里没有先进设备，有时还要送医下乡。农村条件尤其更差，生活艰难，食不果腹，有农民患者找我看病，我全都用中医中药为他们调理、治疗，为啥？中医药花钱少，见效快，简单又方便，农民愿意接受。中医讲求整体观念，不分科，高热、昏迷、休克、麻疹、菌痢、食物中毒等等，我都见过。只要运用得当，有时候越急越重的病，起效越迅速，这和人们平常所说的，所谓“中医慢郎中”，正好是反着的。

       这半个世纪以来，我遇到过不少人质疑中医，也经历过好几次很成气候的社会性废止中医的浪潮。

       近年来，我也曾给中央领导和一些部委上书多次，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切实落实支持中医的中央精神，能够不变调，不走样。尤其是不要用西医来规范中医、让中医屈从和适应西医，让中医中药变得不中不西，不伦不类。最起码，要将中西医一碗水端平。

　　从七十年代开始，我就坚持义务为患者上门送医，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全都给了病人。我一生全处在中医中药的环境里，用纯正的中医手法治病，用精选的中药为病人解除痛苦，眼看着一个个病人经我诊治后而康复，这也同时给了我更大的安慰和自信。

       对我来说，有半生治病救人的历程，有成千上万患者的良好反馈，无论是从医德还是医术上来讲，我都无愧于心，这便是我一生最大的财富。除了要完成西安、咸阳两处的预约诊疗，就在前些年，我七十多岁的时候，每周四还要到延安出诊，包括义诊，头晚西安下班立即出发，次日看完病再返回。一些特殊的记录在案的患者，我要每星期定期随诊。遇到贫苦负债的，我都给他们免费救治，年长体虚的，复诊时还要带些营养品。医者父母心，作为一个中医生，我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

      所以我总对弟子们说，诊断效果佳、患者口碑好，才是医生的第一要务，疗效永远是一位医生最宝贵的生命线。我一生没有娱乐活动，没有培养什么兴趣爱好，把自己的业余时间，也全部给了病人。我早年被《人民日报》报道，还获得过不少奖项、专利，给很多国家领导人的后代、将军、高干、教授、海内外的知名企业家都看过病。如今，随着年岁的增长，对我来讲，身份地位、收入多少、学问大小这些功利性的东西，都不重要了。与之相反的则是，责任感更重了，挑选有志于中医，吃苦耐劳，品德端正，志愿继承并发扬中医学术者为徒，把我的医术传承下去的心愿更重了。

       二、传灯千古业

       中医之学垂二千年，师承之教，未曾背离。《黄帝内经》以岐伯、黄帝师生问答而为师承之肇始，故中医之学为岐黄之学，后人每以“岐黄传人”称之，可见师承至为关键。

       医虽小道，辄寄死生。读死书不足成用，不临症不知变化。中医“非聪明敏哲之人不可学，非虚怀灵变之人不可学，非渊博通达之人不可学，非精鉴确识之人不可学，非勤读善记之人不可学”（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为门人弟子，学医之难、素质要求之高，由此可见。几千年来，中医一直采取的是一种师带徒的培养模式，主要是通过师传徒、父传子的形式，以跟师临证、言传身教、口传心授、注重临床实践探索，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主要特征，传承相关的理论经验及医疗技术。老师通过口传心授，将自己的临床经验与医疗技能传授给学生或子女。这种模式在我国古代中医传承与发展历史上，分为业师授受、家学相传、私淑遥承和学府传授等多种，其多以“诵、解、别、明、彰”为主要方法，学生则通过背诵医学古籍、临床实践继承老师的医术，将之发扬光大。

       历史上的从医者，大多也有所师承，一点一滴地积累医学经验。因为医学经验本身需要世代积累，由祖传父、父传子将家族经验一代代相传，学徒自小耳濡目染，医学基础扎实，学医条件便利。有的医术被医家视为珍秘，不对外传，但又要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于是就有了各门各派。不抱偏见的说，这种师带徒的方式，为中医的人才培养和中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师带徒培养目标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家各派按照自己的学术特点培养继承人，当然都是以培养品学兼优的中医人才为目标。学生需要能够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积累足够的临床经验，熟练的操作技术，能够准确地施诊、处方；有高尚的职业道德，能够切身体察患者病痛，做到追求医术，心无杂念，即所谓大医精诚。为师者也多希望学生在求学期间能够励志图强，精益求精。

      我们可以就此看到师带徒与院校教育的区别。

       院校教育是有既定目标的，按照这一目标确定相应的学科和课程体系，希望可以培养出具备中医药理论基础、中医学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从事中医临床医疗工作的具有成为学科带头人发展潜力的通科中医师，之后按照统一的目标培养学生，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评定，按照统一标准给予毕业。

      其实长期以来我的忧心就在这里。我们始终没有认识到中医的本质，没有认识到中医是一门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规律。我国有几十所知名的中医药院校，但是按我的标准看，没有一所是名符其实的中医高等学府，说到本质，都是“中西医结合”院校。我问过一些毕业生，他们在大学全部课时中，约三分之一课时是西医内容。

      在中医院，学生的英语比古汉语强，学医的不懂药，学药的不懂医，尤其令人有些难受的是：很多毕业生不愿意在走出校园后，从事中医工作。除了就业等多方面的考虑外，这里面有个更根本的原因：他们竟然不会望闻问切。

      这实在是个很致命的缺陷，中医院校应该多教授中医内容，应以培养铁杆中医为己任才对。所以，我长久以来一直呼吁，师徒传承和自学教育应与院校教育并重。

      三、迢迢求学路

      师徒传承和自学同样可以培养出中医人才。过去，中医都是家传、师徒传承或自学而成。根据推算，目前我国有15万没有行医执照的中医，这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医疗资源与力量，他们是传承的或自学的，这种模式培养了许多知名中医。

      我这一生，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急症、危重症患者，经验还是有一些的。中医在辨证时，是很复杂的。接诊一位病人，我会考虑很多，节气、男女、长幼、干湿、劳逸、表里、寒热、虚实、逆顺等多种辩证关系，之后调治求衡。致病外因如风、寒、暑、湿、燥、火等。人生于大自然中，医生要有包容性思维。中医不依靠理化检查的数据支撑，不拘泥于西医病名及手段，而是通过辨证“知犯何逆”，明确“证侯”。

      再比如说药量、方药应当根据病证、病情、病势、病者体质等客观实际情况合理施量，当用重剂则用重剂，需用轻剂则用轻剂，既不能一味追求四平八稳，亦不能一概施以峻剂、猛剂。该出手时不出手，该用足时量不够，药难胜病，使中医手无利器。运用之妙，系乎一心。这都是中医学习的重点。

      中医具有高度个体性，个人知识、个人诊治风格在中医传承中极为关键。正所谓“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古今名医的间接经验，有时比院校教育的系统知识更为重要。单以辨脉为例，医学院校教育往往不得其门而入，单看书也是徒劳的。弟子唯有经历师父口传心授、侍诊实践之长期过程，认真体悟，时日久深，方有所得。

      所以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通常并不进行系统的理论讲习，而是往往结合一个具体的病人，也就是医案病案。临床疗效的好坏，往往能使学生真正体会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实用性、有效性，直接影响着学生能否坚定中医学习的信念。运用医案结合中医理论，向学生讲授具体病案的生理、病理变化，临床症状，治疗原则，用药方法等，在这种临床口传身带、手把手进行临床技能的教授过程中，使徒弟学会正确地望、闻、问、切，正确地辨证论治。

      这种临床言传身教贯穿了整个学习过程，不仅培养了徒弟的主动学习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中医学的思维方法。可以说，师带徒的培养模式本质上就是临床带教模式。

      四、立雪几人同

      现在回望青年时代，每个初学者都必需要下“读经典、跟名师、多临床、长悟性”这样的慢工夫，别无捷径可言。可以说，中医是这世上最无法速成的职业之一了。所以清代徐灵胎在《医非人人可学论》中说，“必具过人之资，通人之识，又能屏去俗事，专心数年，更得师之传授，方能与古圣人之心潜通默契”。

       其实在八十年代初《人民日报》对我进行报导后，以及其他不少报刊的跟进，那时起就有不少人想和我学医。省内外不少疑难病患者写信求医，竟达四千封之多，其中就不乏想要拜师学医者。但当时我的心思不在这里。面对着全国各地寻医若渴的患者，我集中拿出一段时间，风尘仆仆地在全国奔走，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河南、北京、山西、新疆、广州、深圳等地，接治了很多偏瘫、肿瘤、精神障碍等疑难杂症。在接待患者的间隙，我还对到访之地的地方病、病源、病史等第一手材料，有意识地进行了收集和整理。

       那时我对中医之“辨证”有了更广的思考和视野。有别于西医的“症状”，中医的“证候”，不但描述疾病的外在表现，还包括人体系统的生理和病态反应的状态，是疾病处于某个阶段时病因、病性、病位、病势等病理要素的综合诊断概念。它包括病人的生理特点、心理情志、生活习性，甚至包括与之相关的土地方宜、四时气候、社会条件等因素与证候的多重关系；在全盘考量过后，根据个体情况，再辨证施治，疗效才会更有保障。这是那些年全国游历带给我的最大收获。

       我也是从那时起逐渐认识到，中医讲四时阴阳是万物之终始，是死生之本，我们须端正态度，与之持平，所以我后来的用药和针砭，都有天时地候的讲究；因为人体灵活而多变的生命气象，反映着整体的生命状态，同时亦反映着自然界的变化。比如咳嗽，它的因素很多，不仅仅是个肺部的问题。作为医生，就要了解患者咳嗽的时间、有痰无痰、痰的稀稠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脏腑之间、气血之间、虚实之间、寒热之间等相互关系的微妙反映。

      中药炮制技术，各种诊法要诀，其传承也是这样，要依靠师徒一代一代的口传心授。所谓“人必精、心必诚、事必勤、断必果”，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清代名医叶天士也是学医很多年，才学到精湛的医术。人是首要因素。经过多年寻访名师，接受耳提面命、口传心授和临床示教，一个学医者才能逐渐掌握全面的临床诊断技术，能够综合望、闻、问、切等多种诊断方法获得临床信息，理性分析人体病变机制，做出正确的诊断。

      用中药治病，但是如果离开辨证论治和理法方药，就再不是中医从业者，仅仅是用天然药物治病而已。用中药的医生不少，但用中药的医生并不等于中医。运用中医辨证论治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降，正是造成许多疾病疗效今不如古的重要原因。

       五、做“铁杆中医”

       即便在高等教育如此发达的今天，师徒授受的“师徒制”，仍被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是拯救中医的重要途径，是中医药知识实现有效传承的关键所在。

      在2022年我八十岁寿宴上，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我们举办了一次非常规范的拜师仪式。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有了这种拜师礼，一般是在非父子或者非养父子之间传承时，增加承诺与誓言的份量，增强师徒双方的感情。

      在我国传统文化里，父亲和师父在个体的生命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正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父生之，师教之”“名虽师徒，义为父子”。师徒关系，更等同于是一种亲缘合作关系。名虽师徒，义为父子，师父教育之情，等同父母养育之恩，师徒关系最终都是一种至亲至爱的“亲缘合作”关系。

      跟师临证，言传身教，口传心授，多年跟师学习，自会耳濡目染，师父及时指点，弟子少走弯路。同时，中医择徒历来以“人品端方，心术纯正”（《医学源流论》）为其首要条件，若不得其人，则不宜传授。

       相比于中医院或者中医医疗机构的师生关系，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由所在单位（高校或者医院）人事相关部门进行组织安排，统一调配，他们并不是因为对师父的治病疗效或学术思想有好奇心，而是带着某种任务驱使而拜师学习，这样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没有那么亲密。这样的关系，也不像过去师徒制那样，是一种双向选择，也不是一种兴趣导向的选择，而更多的是一种以任务导向的行政安排。

       相比于中医师徒，他们师生之间的关系，似乎利益驱使的痕迹更重。这是古代中医师徒制的异化，肯定会影响到师父对中医药知识传承的积极性，也会影响到学徒们对中医药知识的学习。

       本册《传习录》，收录了我这几年收取的三批弟子，共计二十人。学习中医很苦，现在又面临对中医不利的种种局面，但他们仍义无反顾地追随我而来，也让我很是感动。我愿意将自己的临证经验传递给他们，倾囊相授，毫无保留，让他们得到师傅的真传。

       同时，我也常告诫他们，中医药界某些繁荣是表面的，中医药学术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反而陷入危机和混乱之中，中医药的实质和特色，正面临蜕变和消亡的危险。面对现况，必须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坚定信念，凡入我门的弟子，一定要牢固确立并坚守中医思维，日后从医，不可妄自菲薄，不可用西医思想来“修正”中医，同时能够不借助仪器设备，即可司外揣内，理法方药，烂熟于心，成为当今时代具有坚定中医信念和较高中医思维能力和临床水平的“铁杆”中医。

      愿诸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卓有建树，代有才人。是为《传习录》序言。（收稿日期：2022－07－12）